57岁的苗族女人阿包，只上过两年学，大半生都在艰辛谋生，卖菜，掏粪，去医院做保洁、在重症监护室做护工，搞家政。因为几乎不识字，27岁那年找零工时，还被人贩子拐卖，所幸几个月后她成功逃跑，重新回家。
30年前，阿包就决心把自己的人生写出来，给两个女儿看，“好好读书，好好做人”。终于，从2021年开始，在现任丈夫，作家、大学教授潘年英的鼓励下，用大女儿教她的微信语言转文字功能，阿包几十秒几十秒一段地口述自己的人生，再逐字誊写出来。今年1月，她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非虚构写作《阿包》。
日前，第一财经前往贵阳市，采访了阿包的女儿小菊。又在潘年英老家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盘杠村，见到阿包。
阿包爱哭爱笑，性格温和爽朗乐观，说话朴实，不会说任何大道理，采访就像拉家常。
一生历经重重苦难，阿包没有“出走的决心”，处处为家庭着想，她有自己的生存智慧和人生哲学。
哭好了，就乐观了
第一财经：你一直想写东西，现在书出了，心愿实现了，什么感受？
阿包：出了就出了嘛，他们评价我好也好，不好也好，就由他们了。感谢潘老师，他真的是我的一个恩人。这个年代好，有手机语音，对我来说也很方便。
以前我边写边想，从几岁到几岁，记性特别好。我8岁就没妈，还带一个妹，我妹又小，非要缠着我。又想到爸爸找的后妈，把所有吃的都锁着，我从小就吃不饱，越想越深，眼泪一直淌。这本书喊我重新看一道，我都不想看。
第一财经：那现在心情好些了吗？
阿包：书写好后，心里的痛苦减少了。我在贵阳书店参加书展（记者注：其实是新书发布会）的时候，一个大姐说，所有60后的人都苦，只是各人苦得不一样。我想想，我还是好，遇到潘老师，终于把这一生的苦难全部都写出来。哪怕书卖不出去也好，可以给我两个姑娘看，外孙女也可以看。我没文化受苦受难了，她们看了好好学习，年龄大了也可以学是吧，学到东西教她们下一代。再下一代又可以好好读书，好好做人。
第一财经：潘老师和你女儿小菊都说，你性格很乐观。为什么会这么乐观？
阿包：可能就是潘老师讲的，我们苗族人有种细胞，哭好了，就乐观了。以前我去搞卫生，遇到那种三番五次说我做得不好、态度也不好的人，回来我就慢慢想，其实我这个人做事从来不马虎，每家都是一样做，要是挑剔我，证明你这个人眼光不好。那这个月做完，我就不做了。
第一财经：生活压力大的时候，你也不对孩子们发脾气？
阿包：你发脾气真的没用啊，还把她们得罪了。
第一财经：一辈子吃了很多苦，有没有很绝望的时候？
阿包：（1995年）我被人贩子拐卖了，自己想方设法逃跑回来。那几个月我不在，老赵（记者注：阿包前夫，2012年生病去世）以为我不回来了，就喊他前妻来。我说我辛辛苦苦回来，肯定一家人都高高兴兴，没想到是那种情况。当时我就想，矿上有炸药，我去找两颗炸药，把我们三个人全部炸了。几天后他叫前妻走了，给我说，“既然你回来了，就好好在家，好好带娃娃”。
“你脑筋没得我多”
第一财经：你怎么看之前的婚姻？
阿包：以前小，稀里糊涂就嫁人，之后一门心思想着怎么才能挣钱养娃娃，几十年从来没得恋爱的感觉。
第一财经：对老赵是什么感情？
阿包：不放心。他血压高，每天都吃药，我打工离开他三四天，我就怕他去外面喝酒了血压高，一个人睡觉有什么也不知道。他得直肠癌去世的，最后的时候我都在照顾他。其实老赵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很不容易，他的命也跟我一样不好，8岁的时候爸爸就去世了，有四个兄弟姐妹，妈妈一个人带他们长大。
第一财经：现在呢，你和潘老师有谈恋爱的感觉吗？
阿包：现在和潘老师两个，我们觉得还……（记者注:说到这里，她哈哈哈地笑）。这种感觉是潘老师一个拍电影的朋友说的。我说，你怎么看得出来？为什么要这样说？原来有一年秋天，学校黄叶遍地，我捧起黄叶扔到天空，叫潘老师给我拍一段视频，我发到抖音，那天他刚好看到了。
第一财经：那和潘老师一起开心吗？我听说，他提出和你一起的时候，也有人反对，说你们之间差距太大，但潘老师觉得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。你自己觉得是不是？
阿包：玩的时候，开心的时候，肯定是平等的。仔细想来不平等，他是一个作家、教授，我就是一个平民老百姓。除了这一点，我觉得没有啥不平等。我一辈子没读到书，如果我读书的话，肯定也会有好工作，也和他差不多。
说实话，有时候我讲他，你出那么多书，其实脑筋没得我多。
第一财经：为什么这样说？
阿包：他在贵阳的时候，出门要坐公交车，都是我带。他这个人很老实很耿直，没有真真假假那种（虚伪）。谁看不起他，他就缩，不去斗争。我肯定（要去），我在医院上班那么多年，遇到的人有好也有坏。我就是没文化，但我打工见世面多，所以这一块比他灵活点。
有时候真的，做个人真的难。我开始到潘老师家的时候，他们家人根本瞧不起我，认为我图他的钱。说实话，我跟潘老师这五六年，我们节约得很。他每天晚上的洗脚水都是我打的，女儿那边我还不太好意思讲，怕她们说我。
女人都比男人苦得多
第一财经：两个女儿读小学的时候，你还让她们学英语，怎么会有那个想法的？
阿包：那时小菊读三年级，小女儿读一年级，家属区里有个老师教小孩英语，每人每月30块钱。我也不晓得这个英语到底是什么，但是我看到人家娃娃在学，我说你们就去学。
她们小的时候，我没钱让她们上幼儿园。那时我去市场批发菜在矿上卖，每次卖好菜回去，要路过一个幼儿园，小菊就站在铁门外看里面的孩子跳舞。她说：“妈妈你找到钱（记者注：西南地区方言，意思是赚钱）的时候，你给我交钱，我在里面可以跳舞。”我说“好的好的”，心里唰地就软下来，一个人悄悄掉眼泪。我的娃娃和人家的不一样，人家是双职工，家里就更有钱。我们家老赵的工资只够基本生活，别的开支都是我去赚。所以我每个月再苦再累，都要交那60块钱，让她们学英语。
第一财经：你第三本书都写了一半了，以后还有什么安排呢？
阿包：我小女儿预产期在今年7月份，到时我就回贵阳帮她带娃娃。她婆婆在农村，还要照看小儿子的孩子。我暂时没啥事，坚持一年左右就可以了嘛，娃娃大点再交给奶奶。
第一财经：也有很多老人不愿意带孙辈，有空就去跳舞、旅游。这种生活你羡不羡慕？
阿包：羡慕啊。带娃娃辛苦嘛，我给大女儿带孩子，也要给二女儿带，要公平。不管怎样，女人都比男人苦得多了——找到再好的人家，女人都苦得很，又怀又带又教。有些男人心疼妻子还好，有些男人不会体谅，家庭就容易闹矛盾。
夫妻之间，最幸福就是刚结婚那几年。一有娃娃就操心了，两个人没有那么多接触了嘛。一个家庭维持得好不好，就是关键的那几年。要想自己的姑娘过得好，我就帮她带娃娃，让她出去挣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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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晓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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